证据导向的人工智能政策的误区
计算机与社会
2025-09-16 v6
摘要
全球各国正在努力规范人工智能。然而,从技术角度来看,关于如何做到这一点存在不确定性和分歧。与此同时,近期关于AI监管的讨论导致了对'证据导向的人工智能政策'的呼声,强调对监管行动保持高明确标准。证据对政策制定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。然而,对监管行动设置过高的明确标准可能导致系统性地忽视某些风险。在历史政策讨论中(例如关于烟草的讨论约发生于1965年,关于化石燃料的讨论约发生于1985年),'证据导向的政策'论调也是既往经验中用于淡化行动紧迫性、延迟监管并保护产业利益的常见策略。本文认为,如果目标是证据导向的人工智能政策,那么首要监管目标必须是主动促进识别、研究和 deliberation about AI risks的过程。我们讨论了一组15项监管目标,以促进这一目标,并展示了巴西、加拿大、中国、欧盟、韩国、英国和美国都有 substantial 机会采取进一步的证据寻求政策。
引用
@article{arxiv.2502.09618,
title = {Pitfalls of Evidence-Based AI Policy},
author = {Stephen Casper and David Krueger and Dylan Hadfield-Menell},
journal= {arXiv preprint arXiv:2502.09618},
year = {2025}
}
备注
Accepted to the ICLR 2025 blog post track